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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公益诉讼将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呈现三个转型******

　　光明网讯（记者 李政葳）在近日举行的“2022啄木鸟数据治理论坛”上数字经济专场上，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个人信息安全年度报告（2022）》，从隐私政策、权限获取、SDK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个人信息的复制转移、个性化展示等方面，对150款App进行测评；另外，还对四个应用商店的App上架审核情况进行测评。

　　报告实测，App隐私政策透明度比去年有所提升，八成App得分超过及格线。但仍有三成App首次使用时收集非必要权限，近八成App超频率采集个人信息，不足一成App在15天内提供个人信息副本。

　　在论坛期间举办的“个人信息保护专场”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副厅长邱景辉表示，检察公益诉讼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将有三个转型：一是推动个人信息数据安全治理模式从事后惩戒向事前预防转型，明确将个人信息数据安全纳入公共安全体系，实行更加严密的保护；二是从惩治个人信息犯罪向督促履行政府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转型，监督保障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三是从重点加强对特定群体的特别保护向全面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转型，贯彻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加强对公民权利司法保护。

　　腾讯研究院首席数据法律政策专家王融表示，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一年以来，行业合规水平有了显著提升。比如，合规理念的全面树立，从法务人员到一线产品经理，均将个保合规工作置于首位；用户感知的全面改善，从隐私政策、信息清单到知情同意选择，面向用户更加透明；技术能力的全面加强，用技术为隐私合规工作赋能成为趋势。

　　App是否可能通过技术“暗箱操作”，非法获取用户个人信息？北京汉华飞天信安科技总经理彭根对App合规中常受关注的存储、关联启动和后台获取三个技术点进行了剖析。

　　他举例说，App存储数据并不一定需要存储权限，若要对其他App的目录进行写入、删除等操作，则还需用户二次确认。用户只需做到简单一步——使用新版本的操作系统，就能基本保证App个人信息安全。他建议，开发者坚持告知与行为一致的原则，用更好的服务而不是技术来提高用户“保活率”。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络安全研究中心测评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提到，我国对App治理非常重视，从2019年起每年都在持续开展专项行动。“随着我们App合规工作提升情况，监管方向也有所优化和调整。”何延哲说。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