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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首次公开募股融资继续维持高位 资本市场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去年首次公开募股融资继续维持高位——

　　资本市场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马春阳

　　2022年，受多重因素影响，全球多数股市呈现震荡下行，首次公开募股(IPO)活动明显放缓。相反，我国资本市场展现出强大韧性，A股IPO募资额不降反升，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展望今年，随着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A股吸引力有望进一步增强。业内人士预计，今年IPO有望延续强劲势头，为科创企业和新兴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募资额度表现强劲

　　Wind数据显示，2022年A股IPO上市企业达到428家(含吸收合并及转板上市)，合计融资额达到5869.66亿元，IPO融资额已连续3年突破4000亿元。相比于全球IPO市场的“黯淡”，A股IPO市场表现可谓一枝独秀，不论是上市数量还是募资额均远超全球其他资本市场。

　　专家认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注册制改革持续推进，是推动A股市场IPO取得亮眼“成绩单”的关键因素。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认为，2022年A股IPO市场融资的强劲表现，也得益于我国积极采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进行总量和结构性调控，为经济稳步复苏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方面，从流动性角度来看，去年3月份以来，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全球多国也紧跟美联储步伐，导致全球流动性严重收紧，海外IPO呈现下滑态势。在海外流动性大幅收紧的背景下，国内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为企业IPO融资提供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另一方面，IPO持续升温也与国内资本市场建设愈发完善密切相关。随着注册制的推进和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企业上市流程极大优化，IPO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说。

　　“我国资本市场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为企业IPO上市创造了良好条件。”田轩表示，例如，我国不断优化IPO发行定价和监管制度，加快完善退市机制和配套制度，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市场竞争形态、内部管理结构、风险管控等，市场整体运行环境更为稳定。

　　助力科创企业融资

　　剖析“成绩单”可以发现，科创板和创业板是IPO的主力军。按数量计算，创业板以150家领跑所有板块，占全年A股IPO的35%；科创板以124家紧随其后，占全年A股IPO的29%。

　　从融资额看，科创板和创业板的IPO融资额占全年A股总融资额七成以上，在去年A股前十大IPO融资中，有7家来自科创板。

　　“科创板和创业板先后试点注册制，意味着入口端手续简化，企业能否上市发行的决策权由市场决定。同时，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建设，两个板块定位更加清晰，对上市企业的包容度更大，上市效率大幅提升。”田轩表示。

　　从行业来看，2022年A股IPO企业主要来自工业及材料、信息技术及电信服务、医疗和医药、消费等行业。“科创板、创业板设立了多元包容的发行上市条件，允许未盈利企业、特殊股权结构企业、红筹企业上市，契合了科技创新企业的特点和融资需求。”田轩认为，两个板块融资额的提升将在助力创新型企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活力，为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和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融资支持。

　　陈雳表示，工业及材料、信息技术及电信服务等行业IPO力度较大，充分体现了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企业及新兴产业的支持。“当前，资本市场对于国家重点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引导更多资源流向符合国家战略的产业、科技产业、新兴产业，对于推动重点战略产业的发展，有效推动实体经济发展都具有现实作用。”陈雳说。

　　IPO规模有望维持高位

　　2月1日，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将有助于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质量和效率，推动更多新经济企业登陆资本市场，今年A股IPO市场仍有望维持强劲势头。

　　田轩表示，今年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实现全覆盖，相关配套制度如交易机制、退市程序、权益保障机制等也将持续完善，在加强区域性股权市场、新三板与北交所、科创板、创业板等市场联动上也将进一步发力，优化中小微企业直接融资通道。在此背景下，各市场板块互联互通、错位发展的格局将加快形成，市场运行环境将更加稳健，上市发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A股IPO将保持增长态势。

　　对于全面注册制正式实施后可能受益的行业，粤开证券研究院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梦洁说：“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方向的高成长行业有望得到政策支持。借鉴科创板、创业板等注册制经验来看，当前注册制股票中约有96%的股票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预计未来全面注册制将高度围绕国家战略发展方向，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疗、新能源、数字创意产业等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解决‘卡脖子’问题。”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